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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6   |   王耀宗教授

何謂公民抗命?

 佔領中環    公民抗命    公民    公民教育    守法    平等    自由    人權    憲法    甘地    犯法    核心價值   
王耀宗教授 (嶺南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佔領中環」(佔中)的話題鬧得熱哄哄,反對論者一時高舉「佔中」為犯法行為,極力呼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一時又搬出「佔中」很可能導致經濟癱瘓,令香港失去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論調;甚至指「佔中」會分裂國家、破壞一國兩制;中環還未被佔領,便被冠上了形形色色的罪名。筆者並不打算評論以上觀點,反之,更想藉以上問題認清我們公民抗命的特質,及其在歷史上的發展。

什麼是「公民抗命」?顯淺而言,便是指一些公民透過違反當時社會的法律或政策要求,公開挑戰該法律或政策的正當性。觀乎歷史,公民抗命絕非新鮮事,較為人熟悉的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甘地(Mahatma Gandhi)都是公民抗命者;除此之外,更有古希臘悲劇中的安提各(Antigone),甚至聖經上的耶穌(Jesus),都以不同原因違反當時的法律,將該法律的不合理性暴露於人前。可是,將此行為化為理論,源頭應歸於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社會上,當個人或群體宣稱要進行公民抗命時,到底怎樣的行為才稱得上公民抗命呢?我們首先分析一下何謂「公民」。

要深入討論何謂「公民」,便要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年代,這也許有些遙不可及。我們不妨先從最貼身、連中學生也能接觸到的公民教育科,先看其對學生作為香港公民有何期望。

筆者回憶中學時期學過的公民教育,當時母校並沒為此科設立考試,只有一些教導作為公民「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的粗淺印象,所學的就只有摸不著邊際的公民責任:「我們應該多關心別人」、「我們應該敬老,讓座予有需要的人」、「我們應該守法,做個文明的人」、「為了盡公民的責任,我們應該投票」、「有權利,就有義務」……以上口號式的理念屢見不鮮,令學生不其然把「公民」與「循規蹈矩」、「乖乖守法」劃上了等號,卻一直沒有進一步拋出「為何要守法?」或「何時守法?」的問題讓學生思考。

公民能夠不守法嗎?筆者並非鼓吹人們去以身試法,而是想帶出一個可能性,這就是先前談及的公民抗命。我們就這樣進入了第二個問題「甚麼是抗命?」公民抗命之理論對「抗命」有一定限制,並非所有「命」都可以抗。要回答這一問題,先回顧有關可辯解性(Justifiability)的討論。究竟在民主體制下,公民是否有可能拒絕服從他們「神聖的一票」選出來的政府?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曾經提出以下的前題(Rawls, 1971, pp. 109-110),假如現時的政治環境 (一) 違反了平等自由(equal liberty)1的原則;(二) 正常或合法的途徑已不能或不被信任能再成功地表達「少數人」的訴求之時,人們便可以「抗命」。即是說,就算在一個民主體制底下,人們仍可因以上的理由「抗命」,核心依據也離不開人權、平等、自由或憲法。而「何時抗命」,就正正是第二點提及的原則,當正常或合法的途徑已不能或不被信任能再表達訴求,便為人們提供了「抗命」的依據。筆者希望在此處強調,羅氏的前題只是云云學說之一,只是為公民抗命提供了更強的根據,並非說每個人認為自己面對以上的前提時,都應該進行公民抗命;而是公民抗命作為個人對「不合理」法例的反應,情況可能經常出現,甚至假如有一位行劫金鋪的匪徒真心相信他的行為符合以上原則,我們也許只能說他的理據較弱,並未能直接作出反駁。

以上例子可能較為極端,讀者看在眼裡可能不禁心生疑問。其實,這疑問正正就是筆者欲帶出的重點,一個「抗命」的行為是否屬於「公民抗命」,便在於其「公民」性質有多重。一個簡單的量度是:公民抗命者在社會上的廣泛認受性(相信上文的匪徒應該不能獲到多少人的認同);而公民抗命的表表者 - 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所強調的非暴力,或多或少源自他的宗教思想,可是,別人看在眼裡,非暴力使其道德感召力大大提高了,人們亦有可能因此而被打動。所以,一個公民抗命要成為大型社會運動,跟其理據及是否暴力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行文至此,大概已可回答文章開首的論點,一個犯法的行為,「公民」就是否不能或不應參與?「公民不能犯法」的觀點看來較類似筆者在公民教育課學習到的;然而,假若我們面對比法律更根本的問題,如挑戰人權、平等、自由等核心價值,「公民」就是否一定不可犯法?筆者偏向「可以」的可能性。而公民抗命會否帶來巨大社會衝擊,如經濟癱瘓,甚至分裂國家?事實上,公民抗命對社會有一定性的影響,正如梭羅所說的「不合作」令社會這機器停頓。因為公民抗命的目的,正是為了改變制度中一些不義的法例或政策,藉著「以身試法」挑戰該法例的合理性,嘗試「喚醒」他人,令該條不義之法得到改變,如此動機,被冠上分裂國家或革命等罪名未免言過其實。



1平等自由的詳寫為「平等的基本自由權」,是羅爾斯在其著作《正義論》中,從一假想實驗中推演出的原則。該假想假設每個人都在「無知之幕」後面選擇他們將會處身的社會,他們對自己一無所知,社會地位、性別、種族、才能和體力等,通通被無知之幕遮蓋。羅爾斯推論,在該情況下,人們會因著無知而變得無私,同意該在該社會中,人們會享有一系列平等、廣泛的基本自由權。換句話說,在該社會生活的人,不會因社會地位、性別、種族、才能或體力等的特質而遭受歧視。 (華夫, 2002)



參考書目:
華夫喬納森. (2002). 政治哲學緒論. 香港: OUP.

(本文由嶺南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研究生陳冠匡整理)


學者文稿

「學者文稿」特邀多位大學學者出任嘉賓作者,就政治、經濟、宗教、環保、傳媒文化、社會現象、勞工福利、國際關係等主題撰文,逢星期一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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