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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1   |   陳樹鳴老師

資訊自由了,之後如何?

一、
做了這麼多資料題的同學,都會明白資料質素如何影響判斷。我們可以想像以下的情況:

考試一開始,你發現題目有N份資料,所有資訊都是有既定立場的,只講議題的正面。然而,老師卻要求你「根據資料及就你所知」作「討論」。

你勉為其難地起稿。你會很清楚「討論」這個詞語出現時,你要正反立論。你先根據資料答了好一大段,由於資料眾多,所以你答啊答啊,即使你不認同裏面的觀點,但你還是答下去:安全嘛。然而,你暗地裏會擔心,如果每個人的答案都一樣,你又如何能突圍而出呢?寫幾個正面的論點,一點都不難,你心下想,為甚麼問「討論」呢?問「你是否同意」豈不好,照抄可也!

你懷著這份厭惡的心情寫反面的部份。當資料只得單面立場時,你就只能靠你多年的功力,從課本也好,從課堂聽來的也好,總之將「你所知的」都拿出來。而你也很清楚:每個同學都能講得出「根據資料」的部份,但「就你所知」的部份,就能決定了討論的質素。幸好你平時多看新聞,明白社會上其實有更多人對這個議題有相反立場的,所以你將平時看到的議論都引用下去。

你以為災難已經過去的時候,準備開筆之際:老師突然宣佈,你手頭上的資料B的統計是錯的!你一看,原來資料A的文字是正面論點,資料B的統計是反面論點。你大怒:老師你要我們根據資料作答,但又給我們錯的資料:這豈不是要重新答過?折騰了十分鐘,你再看錶,這題「凍過水」了。

二、
二零一三年才開始了十一天,可議的事情多的是。有很多同學都應該在考試。元旦遊行、印度多宗輪暴案、內地幾間傳媒先後遇到審查、統計處涉嫌造假、新《公司條例》限制查閱公司董事身份等等。眾多的事情,但通通都能幫我們反思,號稱資訊自由的社會,還能有甚麼危機?

第一:社會的消息來源與立場越來越單一。免費牌照遲遲未能發出,而報章的立場差異似乎越來越二元。以元旦遊行為例,主流媒體的資訊幾乎一面倒引用警方立場,配合現場照片。針對當日整體的獨立報導似乎不足,尤其是日間遊行人士的訴求雖比七一少,但據網上媒體報導,其實還有其他值得報導的地方,例如甘浩望神父亦有喊出反釋法的口號。若我們只討論當日晚上的情況,其實並不能立體地掌握社會形勢。

第二:資訊雖然自由,真確性卻受到質疑。統計處理論上是社會上最具資料和公信力的數據來源。這次的統計員涉嫌簡化答案,導致失業數字和劏房居民的數字可能被低估。這樣當然不單讓我們答錯考試問題,最嚴重的是我們整體的社會多種政策失誤,而我們要面對的貧窮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原來更是個謎。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得不反思一個問題:到底現在的社會爭議,是單純的立場差異?還是接收資訊差異導致的結果?

我們做持分者分析,都會將之歸結為立場差異:例如社會經濟地位不同,所以他們利益有所不同;而利益有所不同,所以才有這麼多的爭議。但當中其實假設了一件事,就是大家都有共同的資訊,尤其是我們答問題時,都會基於我們手頭上的資料,推測持分者對事情的想法。如果上面的情況開始在社會出現,我們就要要求自己在回應這種問題時多問一句,到底人們對事情能夠了解多少?

資訊雖然自由,但不是每個地方都容許討論的空間。「討論」在社會層面,不是答一題問題這麼簡單,而是公眾對事情不同的判斷,在討論的過程中找出共識和最好的方案。缺乏討論,當然可以有「具效率」的決定,但決定往往受所得的資訊所限,而導致這不同程度的爭議和衝突。畢竟,當社會、政府面對「考試」,不會有老師評分,亦不是民意調查的一兩點評分,說得重點,是歷史的審判。


陳樹鳴老師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由新區新校做到舊區舊校,由舊學制教到新新學科。雜讀為尚,亂寫為樂。與友人策劃網上電台節目「三師會」推動本土文化教育工作。
Blog: johncoal.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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