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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16   |   鄧飛老師

普通話教中國語文的爭論

香港除了政制改革帶來巨大的社會爭論之外,其實教育改革本身也一直是一個重要性不亞於政改的大議題。表面上看,似乎通識教育科沒有哪個特定的單元主題與之相關,但實際上教改關乎生活素質、身份認同的主題。例如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去年教育局一篇文句不甚通順的文章,就掀起了一陣反對“普通話教中文”(簡稱“普教中”)的輿論。嚴格來說,這陣反“普教中”的輿情應該分成兩類:一類是對教學效果的爭論,另一類則是泛政治化的爭論,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教育陰謀論。 

 

關於教學效果的爭論,也就是說,通過學習普通話是否足以有效提升對中國語文的學習效果的爭論。目前坊間和學術界,基本上是百花齊放,各有說法。有的認為有助提升,有的認為關係不大,甚至學生因為不是我手寫我口,反而抑制了本地學生的學習動機,效果自然不彰。至於學術性的研究,嚴格來說其實沒有。僅僅有很小規模的研究,集中在普教中對中文寫作的影響,結論也是有點模稜兩可。因此,有關方面應該投入資源,進行更為權威性的研究評估。 

 

說起泛政治化的陰謀論,最為極端的是居然上綱上線成“用普教中來消滅香港特性”,有些激進反對派還煞有介事地印發大量的反對普教中消滅香港特色的宣傳品,在大街上大肆派發,唯恐市民不夠害怕似的,只是不知這印刷品的資金從何而來。 

 

要駁斥這種陰謀論其實一點不難,因為這種陰謀論其實有一個前提假設:假定了內地存在用普通話來消弭包括廣東地方語言在內的所有地方語言、方言的政策。所謂秦始皇要車同軌、書同文,現在中國政府要進一步做到語同音。香港雖然身為特區,但也毫不例外,因此就演變出一個“普教中”政策出來了。 

 

這種假定經不起任何事實的檢驗。說起內地,別說廣州話,就連重慶話、四川話、上海話、閩北話、閩南話等等一系列地方方言和語言,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全部都陸續登場,根本找不到任何證據說明中央有消弭地方語言的企圖。中央電視台有專門的地方語言時段,上述那些佔人口比例較多的地方語種都會廣播。春晚的小品相聲等語言類節目,連東北鐵嶺一帶的方言和俚俗用語,也通過趙本山等小品廣傳天下,成為流行用語。更不用說通過香港、台灣的影視劇和音樂,廣州話和台灣口音的普通話,也是遍傳中華大地,甚至連許多地方電視台、電台,也大量使用地方語言來廣播。只要那些視國情教育為洪水猛獸的“腦閉塞”人士稍微留意一下內地從中央台到地方台的廣播用語,就怎麼也不可能得出結論,認為內地政府想用普通話來消弭地方特色,更不用說消弭香港特色了。順便說一句,只有廣州話,沒有廣東話。廣東境內,從以廣州話為中心的廣州、南海、番禺、順德之外,尚有五邑、潮州、鶴山等不同的地方語言,這些都與廣州話大異其趣,彼此之間幾乎不可溝通,何來什麼廣東話。 

 

至於有時傳媒報導廣州似乎老是出現一些學校禁用廣東話之類的新聞,我是這樣看的:廣州話有時的確受到內地非粵省人士的抵制,甚至表現出對廣州話非常討厭的情緒,這些都是實況。但是,如果把這些民間行為 (包括學校自行制定的規定)看成當局有意識去消弭廣州話,這又未免過度推論和欠缺證據。外省人士之所以如此抵制廣州話,歷史原因複雜。除了中國社會尚須培養對文化多元性的包容心之外,可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廣東地區臨近港澳,最早開放和最早發展起來。早期香港投資者和廣東小老闆們僱佣大量外省來的打工仔、打工妹,勞資糾紛、貧富懸殊乃至整體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都呈現出一種說廣州話的人 (香港人、廣東人)處於優勢、不會說廣州話的外省人處於劣勢的分佈,或多或少在非粵省人士心中積累了很大的怨氣,現在只不過把這種怨氣發洩在廣州話身上而已。因此,這純粹內地國情演變,香港沒必要自尋煩惱。

 


鄧飛老師
將軍澳香島中學


任教通識,主修政治,從事行政及教學工作。閒來喜歡閱讀,看電視劇、電影。喜歡上網但懶寫facebook,所以長期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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