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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30   |   區少銓老師

從烏坎村事件認識「電視認罪」的功用

最近,廣東汕尾烏坎村村長林祖戀被控貪污,並在媒體上「被認罪」。烏坎村曾被視為中國民主典範,在2011年發生了群體事件,最後政府讓步由村民一人一票推選11人組成的村民選舉委員會,林祖戀就是當年直選產生的村長。這五年來,他一直維護村民的土地權益,在追訴並上訪,要求被轉賣的9000多畝土地的其中3396畝歸還給烏坎村。

 

五年前,烏坎村村民趕走了管治該村近30年的村黨委書記,最後這「維權之村」卻仍要走回頭路,可說是現在政治方面形格勢禁的寫照。正當林榮基向香港警方錄口供,烏坎村長就「演出」認罪三步曲:首先被人連夜帶走,接著傳出桃色或貪污的醜聞,然後就是在電視認罪和及公開懺悔。片中林祖戀表示「由於對法律知識的淡薄和無知」,在民生工程、村集體購買資產中收受巨大回扣,「這點是我最大的犯罪行為」。(註1)

 

這種「被認罪」模式,自從習近平主席上任以來大行其道,也許香港人會質疑在電視看到一臉漠然的「罪犯」照稿讀認罪書,有多少人會真心相信,大概都認為是「睜大眼講大話」,但為什麼中央「強力部門」仍然樂此不疲呢?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律協副會長朱征夫在今年3月接受《財新》雜誌記者專訪時,呼籲減少甚至取消讓犯罪嫌疑人電視認罪的做法,他指出這種方式容易導致「輿論審判」。這正正是說出了箇中玄機,讓嫌疑犯在電視上認罪,再經過媒體報導,會誤導公眾認為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在偵查階段讓犯罪嫌疑犯在電視上認罪,就有明顯的迫使檢察院將案件提起公訴、迫使法院做出有罪判決的傾向。內地大部分民眾取得資訊的管道狹窄,電視的公信力及收視率高,電視「被認罪」使民眾難分真假,嫌疑人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群眾事件領頭人被抹黑,群眾上訪行動自然不費吹灰之力下土崩瓦解,而政府就能在付出最少的機會成本 (只是一段廣告的時間) 下,收到最大的功效。

 

「被失蹤→情色 / 錢財糾紛纏身→公眾認罪」這個三步曲流程,桂民海的「認罪」如是,被中國當局逮捕的瑞典人權活動人士彼得•達林 (Peter Jesper Dahlin) 在央視上「認罪」如是,也可在銅鑼灣書店創辦人林榮基身上得到體現。林榮基回港「爆大鑊」後,即有傳媒報導其內地女友的訪問,指被林氏利用在內地轉寄書籍,哭訴林「不是男人」。無論林榮基有否要求女友寄書,內地有女友與否,都不能模糊掉焦點:他賣書並不涉及任何刑事犯罪,更何況根本沒有存在的中共禁書書單,又何來寄書犯罪?即使他如我們普通人一樣,存在某些道德瑕疵,也罪不至「被失蹤」、「被囚禁」。

 

我小學的時候看到電視審判江青,庭上她放開嗓門大聲辯論,情景異常深刻,明明是文革的主嫌之一,神級領導人的髮妻,當時的中央政府還有這種度量,容許把她在庭上抗辯的片段向公眾播放。過了幾十年,林祖戀卻連聘請維權律師為自己辯護的自由都沒有,到底是以前還是現在的政府對人民更有信心?所謂「人人都是林榮基」,說的大概就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註2),不要「導演、拍片、讀台詞讀稿」,而能夠放膽說出真心話,有出版自由、創作的自由 (縱使寫的是國家領導人的舊情人)。而這,正正是「一國兩制」中「兩制」的可貴之處。

 


延伸閱讀
1.    BBC中文網:中國政協委員呼籲減少甚至取消電視認罪(2016-03-01)
2.    東網:烏坎風波:林祖戀突認罪 烏坎村民暫緩上訪 (2016-06-21)
3.    維基百科:烏坎事件
 


註:
1.    冰心與吳文藻《玫瑰的盛開與凋謝》這本書指出,「中國式官媒認罪」繼承自蘇俄的「認罪自白書」,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在不同的程度上,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 (尤其是毛時代) 的絕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都經歷過類似的『思想改造』。
2.    美國總統羅斯福1941年在美國國會大廈發表演說時提出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貧困及免於恐懼的自由」。

 


區少銓老師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碩士(歷史)、香港大學教育碩士(中國語言及文學)、香港浸會大學碩士(通識教育),十二年任教語文及通識科經驗,現職主要任教通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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