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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4   |   黃偉國

對民意調查數據分析的觀察

 民意調查   概括化   數據   快樂   衡量價值   指標   

黃偉國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一直以來,民意調查透過數值顯示市民對政治、社會及經濟等狀況的觀感,而這些調查結果經常成為不少報章轉載及報道的主題。此外,不同形式的指數或指標,包括不同國家及地區之間的競爭力指數、美好生活指數、世界快樂指數、快樂地球指數等的數字差異,均成為媒體大造文章的材料,藉以反映政府施政的表現、經濟發展的狀況、市民生活質素、未來的前景等。


對一般人而言,不少地區或全球性調查呈現出來的指標或程度,都有權威性的影響力。不過,這種影響力主要不是來自於調查有多大科學性。問卷設計是否符合研究目標、問卷所設的問題及選項是否清晰完整、針對哪些受訪者、如何選擇受訪者、用哪種方式找尋受訪者、透過哪種方式收集受訪者的意見等,其實都不是關鍵。民意調查之所以具權威性的影響力,主因包括:


(一)    經調查搜集及分析得出的數據具概括性,讀者以數字為指標直接知悉當下的情況,甚至以此作判斷或決定;


(二)    可以用作回顧日常生活及社會經濟活動。數字在讀者的心目中,早已成為衡量價值最方便的工具,無論是就學時的科目成績、全級排名,到金融交易活動中不同形式的指數,作為衡量經濟實力及表現的寒暑表。更重要的是,這一種衡量價值,早已經超越數字本身,成為了一種社會認同及採納的集體標準;


(三)    在我們的文化氛圍裡,數據等同於科學、客觀、準確。因為數據被描述為經一連串複雜過程或計算後得出的發現,從而被視為經科學過程處理後的結果;數字既不是文字,也不是圖像,不會附加個人主觀感情及觀點,故被視為客觀;數字的表達,無論是時間的秒,抑或是小數位後的數值,都務求更微細地顯示數值,因而被視作準確的象徵。


由此觀之,在人類世界中,數字及數據已經成為具影響力的認知。換句話說,忽略數字對社會及文化的影響力,就不會明白為何社會上不少部門或行業,純粹以數字判斷表現的優劣,甚至日常生活的語言中更存在與數字有關的俗語:「跑數」代表專業的從業員要追捧業績,務求有理想表現;「做數」視為以不道德或非法手段,故意及有計劃製造假數據;「(不)算數」更是以數字比喻行動者對某一件事件的決定取向。


從傳意的角度,由數字、數據到調查,由調查分析得出的數值而成為指數或水平,更可以成為政府或媒體的「意思製造工程」。這項工程,大體上採取以下的形式進行:


(一)    作為了解該國家/地區不同形式與狀況的一般參考:透過指標呈現出來的數據,無論是水平上下、數值大小、排名高低,只需要是一個或一組數字,便一目了然。當然,數字本身只是數字,沒有意思;要數字變得有意思及判斷性,調查機構必然為上下、高低、大小劃分界線及標籤。用哪些準則劃清界線、用哪些標籤標示界線、是誰決定這些劃定的界線與基準及使用的標籤,其實不再是數字本身的問題,而是調查機構如何以「專業」作決定。


(二)    選取兩個或以上國家/地區的數值比較,其視覺效果更明顯。比較兩者的高低,必然引導讀者思考兩者存在差異,甚至嘗試思考為何兩者有著差異。當然,為何選取這兩個或這些國家作比較,比較背後的目的及含意,也不再是數字本身的問題了。


(三)    展示同一個國家/地區中,過去某段時期到現在的數值的變化及差異。年份的選取,會否涉及重大的政治、歷史、社會或經濟趨勢或事件?若果數值有著重大的變化,變化背後的意思及原因就變得重要了。


(四)    在同一項調查當中,不同組別或範疇的數值(例如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等)是否一致?還是各有差異?如何指出及解釋這些一致性或/及差異,又或者選取哪些組別或範疇加以說明?這已經超越數值本身的範圍了。


所以,當數字本身看似科學、客觀及準確的時候,其實調查機構、傳媒及政府會在數字上加入標籤,訂定基準,甚至將數據故意用作彰顯預設的立場及觀點。當然,「數字本身不能夠說話」,但利用數字的人、機構,甚至是政府及媒體,卻可以在數字身上說很多有既定目的的說話。


最後,關於以調查得出的指標或水平,筆者提出以下四項觀察:


(一)    不少調查嘗試概括化研究所得的數據,然後作出結論,但是這種做法很容易過份簡單化,甚至扭曲當下的現實狀況。例如關於「快樂水平」調查,如何定義及感受快樂,很視乎受訪者當下身處的社會位置、權力地位及其價值觀定位。既可以說香港人擁有多少物質(例如金錢、物業、奢侈品)來衡量自身的快樂;但也有人以自身有多自由、有沒有煩惱及憂慮,來肯定自身的快樂;甚至有人認為快樂就是身體健康、四肢與精神健全及沒有疾病。但是,若果調查的設問只針對「你認為你快樂嗎?」,然後要求受訪者指出其快樂的水平(例如數字的大小),調查結果得出來的快樂水平,又能否全面反映實際的狀況?


(二)    任何的調查及數據,其詮釋應連接現實的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狀況,甚至是調查進行前後發生的重要事件。因此,任何水平或者指標既不是固定不變,有時候更要結合同時期相類似的調查所得出的水平或指標作相互對照(即外部效度),以引證兩者或以上的數據取向是否一致。總之,讀者不能單單參考單一的調查指標,而是應該參考兩個或以上的調查指標作判斷。


(三)    任何調查的指標或水平,其數據的來源都要注意。受訪者的國籍、種族及社會背景如何?如何選取受訪者?其問卷的題目及選項安排又如何?若果要嚴謹地考證水平或指標的可信性,絕對不能只看數字,而完全忽略其測量工具(例如問卷)的質素及受訪者的特徵。


(四)    批判思考機構及人對數字、水平或指標的詮釋。這些詮釋是否與緊扣當下的狀況作多樣及可能性的詮釋?還是迴避狀況之餘,更利用數據作單一片面的解說,而箇中又另有目的?有言「數據是科學,詮釋是藝術」,但後者是有理有據的引申?還是借數字發揮語言偽術?
 


學者文稿

「學者文稿」特邀多位大學學者出任嘉賓作者,就政治、經濟、宗教、環保、傳媒文化、社會現象、勞工福利、國際關係等主題撰文,逢星期一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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