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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31   |   劉永皓老師

通識老師應如何教法治?──談「法治四層次論」的爭議

 法治   有法可依   以法達義   戴耀廷   

若論通識課程最難理解的部分,「法治」(rule of law)是一眾通識老師們的熱門選項。由於絕大部分老師均非法學訓練出身(包括筆者),對此概念的認識有限,唯有依書直說,跟從教科書內容教學。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法治四層次論」,是目前通識科最廣泛採用的法治論述。主流的高中通識教科書,包括雅集、文達、教圖、朗文、齡記等(只有明報例外),均於法治一課引用「法治四層次論」解釋法治概念。坊間參考書同樣如此,甚至有補習名師自行構作「法治五層次」等。目前「法治四層次論」近乎壟斷香港中學通識科有關法治的解釋。

 

筆者執教通識科初期,亦嘗試引用「法治四層次論」教學生理解法治概念。然而,汲取一些經驗和反省後,近年筆者已逐步放棄引用此論。放棄主流使用的教學內容,引起的爭議和質疑想必不少。筆者在此分享背後的思路和原因,盼能在學界抛磚引玉,刺激同工交流和討論。

 

「有法可依」:過分寬鬆的法治定義

「法治四層次論」主要見於戴教授《法治心:超越法律條文與制度的價值》一書,以及他在報章發表的一些文章。此論將「法治」概念分為四個層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法治的「第一個層次」是「有法可依」,指政府須制訂完備的法律,例如香港的普通法制度等。至於「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則是「更高層次」的法治。

 

問題是,此論模糊了法治概念的核心。全球所有國家基本上均有制定法律制度,均可謂「有法可依」。若按「法治四層次論」,這豈不是代表全球所有國家都是法治國家,只是在程度、層次上有分別?例如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阿富汗於全球法治指數 (WJP Rule of Law Index) 排行榜末,但因為這些國家已有制訂法律,在「法治四層次論」之中仍屬「法治國家」之列(只是層次較低而已)。由此可見,「法治四層次論」無法協助學生分辨什麼是「法治」和「非法治」,此論對法治的定義過於寬鬆

 

又例如通識老師教法治時,必定會兼教「人治」(rule of man)概念。法治代表法律凌駕執政者,人治則代表執政者意願凌駕法律,這兩個概念在邏輯上相互排斥、不能並存。然而,按照「法治四層次論」的邏輯,人治國家只要制訂法律,也屬(較低層次的)法治國家之列,人治與法治竟能相通起來,這只會令學生理解得更加混亂。

 

法治的「第一層次」原來不是法治

以上解讀,當然絕非戴教授的原意。戴教授於《法治心》表示:「『有法可依』是法治的基本,但達到這層次並不就等同有法治。」制訂法律只是法治社會的基本條件,並不代表法治本身;唯有「有法必依、以法限權」等更高層次出現才算是法治社會。

 

可是戴教授的解釋更加令人混亂,並不適宜用作教學:原來法治的第一個層次並不是法治,法治的第二、三、四層次才是法治。他提出的「法治的第一個層次不是法治」,在字面及邏輯上均令人費解,教師亦難以向學生清楚解釋交代。若「有法可依」不屬法治,那就根本不應該列為法治概念的「層次」之一,以免令學生混淆法治的定義。

 

「以法達義」:名稱與解釋不一致

「法治四層次論」中,最高一層名為「以法達義」。戴教授於《法治心》解釋,「法治」對法律有一定要求,應對人的權利作出最基本的保障,故表示「法治下的法律必須能夠體現『公義』」。

 

以上「以法達義」的解釋與法學界對法治的理解普遍吻合。「法治」強調法律的重要性和最高地位,那麼該法律本身便必須是公義 (just) 的。例如英國憲法學權威戴雪 (A. V. Dicey) 指法治的基本元素是法律保障權利和自由;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德里宣言》(‘Declaration of Delhi’)表明法治概念不能忽略人的尊嚴和價值,包括最基本的人權;聯合國定義法治時亦表示法律須「符合國際人權準則和標準」。凡此種種,皆可見「法治」強調「法律須符合公義」,這方面並無太大爭議。

 

然而,「以法達義」這四字,卻與以上的內容並不一致,極容易誤導讀者。按照字面解讀,「以法達義」是指「利用法律來達至公義」,為法治加入「目的」(ends),這與法學界普遍理解的「法律須符合公義」意思不一致。法治須符合某一條件,不代表法治以該條件為目的。有通識教科書甚至將這「目的」進一步放大,在課文表示法治的「最終目的」是彰顯公義。

 

成為「手段」的法治

法治概念強調「法律至上」(supremacy of law),即法律擁有超越一切的最高地位。若為法治賦予某一「目的」,法治即被矮化成為達到某一目的之「手段」(means),這會危害法律至上的原則。目的至關重要,手段卻僅擁有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而可轉換;若人們發現其他手段也可達至同一目的,便有可能放棄法治本身,令法治不得彰顯。

 

令人遺憾的是,「法治四層次論」的確出現以上傾向。戴教授於〈反思公民抗命與法治〉一文表示,「即使法治已達『以法限權』的層次,在法律仍有範疇未達公義的要求,那麼公民仍會以公民抗命的方法去促使法治能再向前邁進,達『以法達義』的層次。因此,才有『違法達義』的說法。」戴教授認為違法的公民抗命有助促進公義,是「符合特定條件的情况下採取的非常手段」,這可以使法制達至「最高階」的法治水平。

 

極具爭議的法治定義

本文並不非探討公民抗命的合理性,公民抗命自有其道德理據及爭議點。問題在於,戴教授的「法治四層次論」提倡「違法達義」,違反並傷害了法治概念中「法律至上」原則,但又聲稱這是「最高層次」的法治,這說法可謂極具爭議性,並非社會或學術界所廣泛接受。

 

戴教授在〈香港法治的未來〉一文亦親自承認,他提出的法治觀在香港社會和司法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議,甚至表明「爭議應該還會繼續下去」。甚至連香港的司法機關亦不認同戴教授的說法。例如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法官於公民廣場非法集結案的同意判詞表示:

 

「合法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與保護他人依法享有權力和自由是共存的、是沒有衝突的、是法治和文明社會應有的象徵。

 

假以自由行使權力為名,而實質是破壞公共秩序及公衆安寧的行為……如該情況未能有效制止,則甚麼自由、法治都是空談。

 

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鼓歪風,有人以追求其心目中的理想或自由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為藉口而肆意作出違法的行為。有人,包括一些有識之仕,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鼓勵他人犯法。該等人士公然蔑視法律,不但拒絕承認其違法行為有錯,更視之為光榮及值得感到自豪的行為。該些傲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導致他們在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時隨意作出破壞公共秩序及公衆安寧的行為。」

 

楊官判詞一度引起香港社會嘩然及熱議,但討論焦點主要在於示威者被重判一事,而非對法治概念的理解。無可否認的是,「法治四層次論」對法治的理解,特別是「以法達義」這一層次的論述,是極具爭議、未獲社會及法學界所廣泛接受,包括法治是否達至某些目的之手段、違反法律能否符合或促進法治等。

 

如何教法治?

作為通識科教師,我們有責任將教學內容最合理、最準確地教授給學生。例如我們教「健康」、教「可持續發展」,也會引用世衞及聯合國的定義,而不會引用一些具爭議或有問題的定義。同一道理,若筆者以上的批評成立,「法治四層次論」的邏輯結構及認受性均極有問題,連提出者也親自承認引起激烈爭議,那麼教師們便不應繼續以「法治四層次論」作為通識的教學內容,而應另覓更穩妥、更廣為接受的說法

 

那麼通識老師們可以如何教法治?筆者的建議是參考大學法律系的教科書,其使用的概念定義必定比坊間說法更為準確及獲國際學術界接受。其中有兩個法治的定義最為著名:

 

其一是戴雪的《英憲精義》(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指出法治包含三項基本元素:
(1) 人民不能無故受罰;
(2) 無人能凌駕於法律上;以及
(3) 法律保障權利和自由。

 

其二是以色列法學家拉茲(Joseph Raz)的〈法治與其美德〉(The Rule of Law and it's Virtue)一文,指出法治包含八項基本元素:
(1) 所有法律必須清晰、公開及可預測;
(2) 法律須相對穩定;
(3) 以清晰、公開及穩定的程序制定法律。
(4) 司法獨立必須獲得保證;
(5) 公平公開的司法程序;
(6) 法院應擁有違憲審查的權力。
(7) 法庭必須易於接觸;以及
(8) 執法機關不應容許枉法;

 

由於以上定義的項目眾多而零散,學生或未能掌握重點。故此,老師可以再特別強調其中一些概念,包括「法律至上」原則、「司法獨立」及「違憲審查權」。這樣有助學生理解「法治」內容,並不單純等同「守法」,而代表法律具有凌駕一切的崇高地位,任何人或機構(包括政府及執政者)都必需遵守法律,不可凌駕於法律之上。

 

教學之路遙遙,作為老師亦只是摸著石頭過海,不斷實踐及修改,以上方案純屬一己之見。不管如何,希望本文有助同工及通識學界思考如何教學生正確理解法治──畢竟香港有關法治的爭議也越來越多了。

 


參考資料:
1.    戴耀廷(2010)《法治心:超越法律條文與制度的價值》,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    戴耀廷(2011)〈反思公民抗命與法治〉,《明報》,2014年11月12日
3.    戴耀廷(2015)〈香港法治的未來〉,《香港電台通識網》,2015年12月14日
4.    戴耀廷(2017)〈「違法達義」刺中威權統治要害〉,《蘋果日報》,2017年8月29日
5.    言士(2017)〈戴耀廷「法治層次論」的最大誤解〉,《端傳媒》,2017年8月25日
6.    Dicey, A. V. (1982).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7.    May, Christopher. (2014). The Rule of Law: The Common Sense of Global Polit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8.    Raz, Joseph. (2009). “The Rule of Law and it's Virtue”.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Stein, Robert. (2015). “The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Law in the 21st Century: A Worldwide Perspective. Woking: Global Law and Business Ltd
 


張兆聰老師
劉永皓老師
(港島民生書院)


港島民生書院通識科主任,逾十年通識科教學經驗。深信通識科不只強調知識與思考,還有價值觀的培養,包括對良知的堅持、對公義的追求、須致力讓各種理想概念落實於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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