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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06   |   李家宏老師

身份證有何用途?──追溯香港身份證制度的轉變

2018年開始,香港人將再次更換身份證,而新身份證會加入更多生物識別認證及無線射頻技術。新身份證無疑令香港人可以更快出入境,及更容易透過確認身份來獲取服務。不過身份證除了用來出入境之外,對政府或市民而言還有什麼用處?要解答這問題,我們可以從追溯香港不同時期的身份證制度對生活素質的影響。


香港第一次出現利用身份證來做人口管理,並非1842年開埠之初,而是在1942年日佔時期,由日本軍政廳從日本引入香港的措施。當時兵荒馬亂,加上物資短缺,日治政府勒令全港市民均須領取身份證,從而對香港居民作出嚴密的監視和控制,包括人口流動、居住、遷徙等。這個身份證制度,工程浩大,日治政府動用了不少人力物力為每一位居民發放「住民證」,以證明其身份,而證件上除了有基本身份的資料外,更有當時新科技的認證技術──照片及指模,以防有人冒認。日治政府要求市民外出時一定要攜帶「住民證」,以備憲兵隨時檢查。而市民要亦必須出示身份證,連同軍票及糧油證等才可以領取由政府配給的米糧。日治時期的住民證制度,開啟了香港簽發身份證的先河,這措施於戰後被香港政府沿襲下來。由此可見,40年代開始,香港身份證制度的出現目的是方便政府對資源的控制,甚至是控制人口的工具。


二戰後,大批內地人湧港,港府開始為大陸移民登記身份。直至1949年前,香港人口流動基本上沒有規限,人可以自由流動,而一個香港人可以擁有多於一個的政治身份。而1974年起,受惠於抵壘政策,當時大量內地人偷渡來港,但卻嚴重影響社會資源分配,更甚的是令社會流動人口越來越多,使一直開放的香港需要引用人口管理的政策。隨著1980年抵壘政策取消,香港人從身份上與內地人區分了。香港早期並無法例規定香港居民必須攜帶身份證外出,但80年代開始面對內地偷渡潮,港府為了阻止香港偷渡潮的問題,於1980年10月23日起實施即捕即解政策,規定所有年滿15歲的香港居民必須在公眾地方攜帶身份證,而在1983年就推出了首張有防偽特徵及全電腦製作的第四代身份證。由此可見,八、九十年代的身份證制度明確定義了香港人與非香港人的身份,區分人們可獲得法律保障的程度,甚至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例如:公營醫療、基礎教育、公屋等等。 


2003年,港府引入的第五代身份證系統稱為智能身份證,加入記錄晶片儲存持證人士的個人資料,包括持證人指紋資料及電子證書等。它除了可以作一般出入境及身份認證用途外,還可以用作網上電子證書、公共圖書館的圖書證等。不過,智能身份證主要的功能在於出入境的管制,香港居民可以使用它在香港各出入境口岸的e-道自助過關,這對市民而言無疑是節省了等候邊境的過關時間,而對政府而言亦能實時掌握香港人出入境的情況,有助管理非常頻繁的邊境口岸。而新一代的智能身份證快將推出,它的特點就是能夠透過非接觸方式讀取個人資料,然後核實身份,令持證人可以更快通過e道,以加強邊境口岸的保安與吞吐能力。


在香港社會中,有不少追求速度的信徒,以方便作為判斷事情的基礎。今天我們雖然難以判斷香港最終會變成什麼形態的社會,然而方便、迅速的代價可能就是對人權及私隱的威脅。近年在內地就有不同的顯例:2018年,阿里巴巴在武漢透過支付寶,推出了電子身份證系統,而另一中國資訊科技巨頭騰訊即將與內地公安部門合作,推出「微信身份證」。使用者只要將身份證號碼接入微信帳號,就可使用需要實名登記的服務,無須隨身攜帶身份證。而方便、迅速的背後,就是市民在網上的一舉一動也被政府記錄下來。當然,一般情況下,被記錄並不會影響你的人權,但是如果執法部門將監察你的所有舉動,那麼身份證將會是全天候的監控工具,市民就會尤如置身在全方位的監獄之中,安全,但再沒有自由。
 


李家宏老師
李家宏老師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浸會大學歷史系學士、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碩士。

研究興趣本土歷史、文化現象、全球化。

通識教育就是生活教育,思想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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