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14   |   蕭皓聲老師

黑白分明的法律與灰色的人性

 法治精神   法治   法律滯差   法律   曾蔭權   陪審員   名人效應   民主   

法治精神是通識課程中十分重要的議題,因為不同單元中,但凡涉及政府政策或社會現象,背後都總有相關的法律依據。於是,我們可以順理成章地會運用法治精神的一些原則去分析,例如是否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否符合程序公義或社會公義,不同的法律如何平衡個人權利和公眾利益等等。然而理論歸理論,現實的社會情況總是千變萬化。而社會的價值觀、科技和生活習慣的轉變,有時就會帶來「法律滯差」,意思是法律未能追上社會的轉變,以致出現爭議。例如同性婚姻合法化就是文化在轉變,迫令人思考有關婚姻的法律是否滯後了;又例如有關修訂版權的條例,正因資訊科技發達,諸如串流等技術面世,導致滯後的相關法律未能提供充足的保障。由此可見,法律應該與時並進,定義亦必須嚴謹而清晰。

 

然而,法律正是理性的條文規章,因此非黑即白,必須有明確的界線,才可讓人知道何謂合法、何謂犯法。再舉國歌法為例,若果要定義「不尊重國歌」的法律有困難,難免令人感到執法時未必清晰,那便會引來爭議。新法如是,舊行亦然,正如行之已久的陪審團制度,在現在資訊流通和「訴訟公關」的盛行下,就成為了法律的另一個灰色地帶。近日,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案的審訊期間,曾出現多位名人在庭內旁聽。法官陳慶偉在判辭斥責,這是訴訟公關「走後門」的方法,企圖以名人效應來「干預」陪審團的裁決。這份判辭引起熱議,或許有人認為是誇大的指控,但我認為這指控絕非無的放矢。

 

比起如何追求至白   理性的人更關注追求不黑

曾蔭權案的重審,本來的程序是規定了不再採納辯方傳召證人為曾蔭權辯護;如果基於有法必依及程序公義等基本原則,辯方就不能找來名人為曾蔭權說項求情。然而,庭上出現多位名人到場支持,不論其主觀意願是否為了向陪審員施壓,也不必證明這是有組織的「啦啦隊粉絲團」還是仗義的好友,客觀的事實是造成庭內有一群名人在默默支持被告曾蔭權。正因為法庭是極「理性」的地方,其黑白分明的界線,令人清楚知道何謂犯法,但一體兩面,亦即是令人清楚知道何謂沒有犯法。於是,複雜的人性就會游走在沒有犯法的空間內,試圖影響法庭的運作。

 

本文想表達的不是「事實指控」,去論證名人效應是否真的影響了曾蔭權案,因為我也沒有充份證據可以從法理上證明。這亦是法庭嚴謹之處,同時也是其局限所在。法律從來都是黑白分界,但隨著社會的轉變,審訊時的局限愈來愈大。記得小時候看電影《十二怒漢》,一來深深地佩服陪審員的仔細和用心,二來也明白陪審員始終只是一般市民,未必有足夠的法律知識,也各有私心。陪審員制度正是希望提升「黑白分明」的社會認受性,讓眾人明白「法律」的社會契約,是大多數人的黑白界線,而不只是冰冷的文字和法官的獨特措辭。以往,香港的陪審團就尤如《十二怒漢》中的陪審員,在與世隔絕的房間內推敲案情;但隨著科技進步,如今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地球或許已經沒有任何一個角落是真的「與世隔絕」以保持理性中立了。至於陪審員會受訴訟公關的影響有多深,就難以保證。

 

人性傾向捨義取利  喜在不黑之處獲取最大利益

法治精神和民主精神一樣,從來只是理想。理想的民主精神都是好的,但世上暫時都未能落實理想的民主制度。同樣,法治精神都是人類文明的理想,但無奈暫時人類都落實不了理想的法治制度、實踐不了完美的審訴。因為黑白分明的法律條文,在人性的義利取捨下,往往是黑白混合的灰。陳官的判辭讓外界得知「訴訟公關」的現象愈來愈普遍,但又顯示出法庭對此有點無能為力。法律就只是最起碼的社會底線,確保有安全網去彰顯社會公義,然而,如果要向上追求理想的法治精神,依靠的就必須是每人的道德自律了,可惜的是這不是法律可處理的問題。這時又想起一句似曾相識、令人唏噓的警語:我們要憂慮和注意的是,香港的法治可能不是被外在的力量剝奪,而是一點一滴地在香港人的手裡斷送。
 


蕭皓聲老師
蕭皓聲老師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畢業於中文大學歷史系,閒時喜研習文史哲。又因曾經歷高考通識洗禮,深受啟發,故希望把通識科的人文精神和思考素養,薪火相傳。教通識時間愈長,愈感價值判斷的困難,不只需要思辯能力,更希望能令學生有勇氣去作價值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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