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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1   |   周佩霞

#MeToo運動與網絡技術的關係

 傳播學   社交網絡   網絡技術   MeToo   me2   性侵   性騷擾   女性   大眾自我傳播   社會運動   

周佩霞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兼職講師)

 

資訊科技的發展如何影響傳播模式和社會形構,一直是傳播學的其中一個核心命題。在21世紀,互聯網、流動電話、社交網絡如何影響人際溝通、社群建立和認同、資訊傳播以至社會關係更是不同界別人士關心的議題。很多研究都指出,網絡技術帶來的資訊革命雖然在理論上讓人們可以獲取更多元的訊息,但實際上不少用家均傾向尋找及接收與自身價值相同的資訊,造成回音谷效應。

 

互聯網的回音谷效應無可否認會窒礙有建設性的溝通,然而,網絡技術亦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連結可能,被《時代》雜誌選為2017年度風雲人物的 #MeToo 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MeToo運動始於2017年10月《紐約時報》報道荷里活製片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事件後,其中一名受害女演員艾莉莎米諾(Alyssa Milano)於10月15日在Twitter 發文「#MeToo」(我都是),呼籲曾受性侵或性騷擾的女性在社交網站公開自己的經歷,結果引起極大迴響。艾莉莎米諾發文後24小時內,Facebook已有超過470萬用戶、1200萬則相關的發帖、評論和回應;Twitter 亦在10月16日錄得50萬以上#MeToo的發帖,世界各地的受害者包括香港運動員呂麗瑤和港姐冠軍麥明詩都把曾被性侵經歷說出來。雖然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借助社交網絡動員的社會運動,如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雨傘運動,但#MeToo作為網絡連結的社會運動依然具有深遠和獨特意義。

 

首先,#MeToo 是一個以網絡作為「大眾自我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為主要手段的跨地域、跨種族、跨階層的運動。「大眾自我傳播」概念由《網絡社會的崛起》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作者Castells提出,意指個人可以借助互動溝通的橫向網絡,把自行選擇和制定的訊息,傳播到分佈在世界各地的接收者。跟大多數需要在現實空間結集人群、以集體行為作為手段的社會運動不同,#MeToo 運動只需要參與者在網絡平台上發表經歷並加上#MeToo 或 #me2標籤,已可達到運動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讓被害者透過公開事情,一方面獲取更多治療因性侵造成的創傷的資源,另一方面對有權有勢的加害者作出指控;加害者即使沒有受到制裁和懲罰,也會因為事件曝光而面對公眾的道德審判,亦會因為各種中介的監察 (mediated surveillance)而變得自律,從而減低再犯的機會。換句話說,#MeToo 運動可以被理解為政治學學者蘭斯.班尼特(W. Lance Bennett)和亞歷山大.瓊斯(Alexandra Segerberg)提出的「連結性行動網絡」,而其特徵正是「以更個人化的方式由科技手段而組織起來的,在實施時不需要集體性身份╱認同和不同層次的組織性資源。」

 

不過,#MeToo 運動在實踐時雖然不用集體性身份/認同,而參與者亦沒有線下組織和連結,但透過「#MeToo 」的標籤,參與者不單分享了個人故事,同時形成一種連結和由此而生的群體認同和力量。這股力量,不單可以鼓勵、推動更多受害者走出來,在女性佔性侵和性騷擾受害者大多數的情況下,因社會運動而產生的女性團結,更是對21世紀依然存在的剝削性性別關係造成強力的衝擊。事實上,早在2006年社運份子伯克(Tarana Burke)已經發起Me Too 運動,幫助弱勢社群的性侵生存者。然而,跟用標籤 #MeToo 以網絡傳播的公共性作為社會運動策略不同,伯克從前認為社會運動在「黑暗」中進行更能保護受害者。無疑, 正如一些 #MeToo 的批評者指出,受害者的發聲行動,可能會因大眾公審和加害者的反擊,對自身造成二次傷害。但是,正是由於社交媒體模糊化了個人和公共領域的界線,以述說個人性侵經驗為行動框架的 #MeToo 運動,才可在參與者不斷壯大的時候,製造了一個群體身份,從而使運動趨向接近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性行動」,即使當中沒有傳統層級式的組織和線下連結和行動。

 

#MeToo 運動當然不是沒有問題的,例如以上提及的對受害人的二次傷害,和標籤被濫用而造成的潛在危機等,但這些有關運動設計的問題並非本文的關注點。數碼網絡技術如何成就這個去中心化、跨地域、跨界別、跨階層的網絡連絡行動才是重點所在。數碼網絡技術使大眾擁有前所未有的資訊生產、傳播、分享、回應和連絡的可能,這些通訊技術和溝通網絡賦予了人們前所未有的權力,讓一般人也可就不同議題發聲,實踐和實現自我的能動性(agency)。當有特定議題的運動――如 #MeToo 作為一個增加大眾對性侵、性騷擾的意識的行動――採取在網絡平台上就可進行的個人化行動框架時 (如受害者用#MeToo 標籤分享自己的經驗),運動變得更靈活和具彈性。當然,這種網絡連結行動的前提是人們必須擁有這些通訊技術條件。#MeToo 運動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排斥了那些不懂數碼網絡技術的受害者,為社會運動留下一道數碼鴻溝 (digital divide)和社會鴻溝 (social divide)。但是這個問題不是不能解決的:當更多人認識這個運動的議題時,其力量就會增加,參與者或相關機構便可以進行線下組織和連結到一些欠缺數碼技術條件的地方,繼續進行推廣。事實上,假若#MeToo 運動要造成制度和政策上的改變,運動也必須要由線上伸延到線下,畢竟假如我們不是一個技術決定論者,如何靈活運用線上線下自身的優點去設計運動策略,才是我們應多關注和討論的方向。
 


學者文稿

「學者文稿」特邀多位大學學者出任嘉賓作者,就政治、經濟、宗教、環保、傳媒文化、社會現象、勞工福利、國際關係等主題撰文,逢星期一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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