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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4   |   陳效能

為何性騷擾特別「難搞」?

 性騷擾   性暴力   平機會   

陳效能 (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副教授)

 

今年一月,平等機會委員會發表《打破沉默:本港大學生性騷擾調查研究報告》(註1) ,這研究的問卷調查樣本為香港9所大學就讀的共14,442名學生,另外加上28位曾受性騷擾的大學生的深入訪談,是有史以來本港最具規模針對本地大學生的性騷擾調查。

 

研究發現,23%受訪者於調查前12個月內曾受性騷擾,而最普遍的性騷擾行為是涉及有關性的言論或笑話(38%)及不恰當的身體接觸(20.2%)。騷擾者以同學為大多數(72.7%),教員及非教學職員則同為 4.4%。 曾被性騷擾的學生中,只有 2.5% (84 人) 表示曾向所屬大學投訴。另外,女生及性小眾受性騷擾比例最高,然而不少男生也曾經遭受性騷擾。迎新營、宿舍活動、課外活動以至課堂教學活動等,也是性騷擾發生的場景。

 

自去年 #metoo 運動開始後,本港有關性暴力的新聞持續出現,最近更有涉及本地宗教團體及教會的指控,顯示社會的意識有提升,媒體對此的討論也有明顯增加。一直以來,平等機會委員會及不少民間團體對揭露性騷擾問題和推動社會對性騷擾的認識不遺餘力,但奈何不少機構和團體對正視性騷擾問題的迫切性,仍然有所保留。當機構和團體缺乏完善的性騷擾政策時,受騷擾人士的舉報意欲也因而下降。團體和機構缺乏完善性騷擾政策,比較容易理解,畢竟性騷擾雖是違法行為,但非刑事罪行。要提出民事訴訟對一般小市民來說並非易事,而平機會雖然是負責執行反歧視條例的法定機構,但基於需要確保持平角色(即不會特別偏袒控辯任何一方)和資源有限,自1996年成立以來,平機會就涉及《性別歧視條例》(當中已包括性騷擾個案)而提出訴訟的個案只有48宗(註2)。

 

性騷擾之所以特別難處理有兩大原因。首先,大多數性騷擾個案並非單一事件,騷擾者不少會由「無傷大雅」的行為,如言語上的挑逗或笑話等開始,見受害者沒有強烈抗議,騷擾行為的嚴重程度便很可能會上升(如進展至肢體接觸和不受歡迎的性要求)。一般來說,這些初段的騷擾行為會以「文化」、「傳統」或「好玩」等作為包裝或藉口,即使受害人感到不安和厭惡,也可能會因為這些藉口的壓力而質疑自己的判斷(我是否太敏感?,「唔玩得?」)。

 

其次,事主一般會視正式投訴為最後一着,未到忍無可忍、走投無路時,都會盡量用自己的方法處理。而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騷擾行為涉及朋友、同學、師長等關係,提出正式投訴必定會影響甚至破壞關係,引起漣漪效應,如影響自己的聲譽、學業等。

 

這兩大因素互為影響之下,令性騷擾事件難以及時清楚確定,同時也令受騷擾者難以及時作出正式投訴。性騷擾「難搞」固然是事實,但不少非法行為和罪行同樣「難搞」,難處理當然不代表不能處理;有適當的政策和公眾教育是第一步,但明白性騷擾「難搞」之處,對大眾正視問題的嚴重性同樣重要。《打破沉默》這報告指出,大學生活的各種「文化」和權力關係,明顯地締造了讓性騷擾得以繼續存在的環境。校園文化和各種活動,固然可以為同學們帶來美好的時光,但也可以是性騷擾蔓延的溫床。因此,全面的性騷擾政策和認真執行這些政策的決心,十分重要。


註:

1. 平等機會委員會:《打破沉默:本港大學生性騷擾調查研究報告》

2. 平等機會委員會調查、投訴及法律協助數目


學者文稿

「學者文稿」特邀多位大學學者出任嘉賓作者,就政治、經濟、宗教、環保、傳媒文化、社會現象、勞工福利、國際關係等主題撰文,逢星期一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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