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29   |   程衞權老師

香港人與固體廢物處理

固體廢物處理問題在香港一直是個隱憂,現時所根據的廢物管理目標(《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2005-2014)》)即將於2014年屆滿,而主力所依靠的三個堆填區預計分別於201420162018年飽和1。近年,環境保護署為此作出多項措施安排和建議,例如膠袋徵費、廢物分類和回收、計劃擴建堆填區和興建焚化設施等,但似乎也未能有效地令大家「鬆一口氣」,甚至引來社會人士更多的爭議。

拿台北巿2與香港作少許的比較或許會更了解香港為何會落得如此境地。當然,台北與香港的處境不盡相同,但彼此有著相似的背景,這裏因字數所限,只比較人口狀況、價值和政治制度三方面。

首先,以人口密度來計算,兩地同屬人口密度高的城巿,台北(9560/平方公里)比香港(6098/平方公里)還要密集,面對廢物處理設施和措施的訂定,應面對相似的憂慮和聲音;再者,兩地比較近,更同是華人地區,在環境上、傳統上、價值上、生活習慣和廢物特色上的狀況都比較近似;至於政制方面,兩地均容許不同聲音的提出,台灣議會開會比香港的立法會可能更為激進,因此,也可相信這群激進人士也不是要負上全盤責任(不時也有持分者會提出因為議員或公眾不合作,太多反對聲音,以致政策推行較慢)。

比對兩地,彼此面對的處境都很相似,然而,處理效果卻有著頗大的分別,況且其實台灣的廢物處理政策和設施也不是甚麼新奇的事物,不外乎也是課本常提及的內容,例如焚化爐、掩埋場(香港稱之堆填區)、回收、堆肥等等。另一方面香港是一個發達城巿,科技和資訊應不難向其他地區取經參考,德國、台灣、日本等地在這方面經營不錯,且本港教育普遍有一定水平,對此環境問題的嚴重性應有一定程度認知……麼,是甚麼導致我們的「落伍」?


最大的分別可能不在於硬件上的問題,香港現時也打算建焚化爐(先不討論這是否一個好的決定),技術和資金上都應是我們能應付的,我們也有打算利用環保園發展回收產業,成敗關鍵反而在於軟件上(環保意識、環境教育的程度等),舉例說,台北的居民自發回收的程度,比我們香港所做、所想的,真教我們嘩然,單是一個簡單的紙包飲品盒,他們有意識地把紙盒壓扁以外,更會將飲管和飲管套分別地分拆出來回收,這方面,我相信香港是鮮有人理解和做到的。此外,他們的廚餘回收亦懂得分類為飼養豬隻用和堆肥用的,這方面的知識和實踐時需要的「耐性」,正是香港所欠缺的,但這只是教育的問題嗎?


                                  台灣的民居會主動將廚餘分類


台北的民眾願意按時「送」垃圾上車3、願意多做回收,而不會胡亂棄置,這除了是法律管治嚴厲外4,更是因著民眾間的壓力和對地方的歸屬感迫使他們如此實行,因此,是因為對地方的情感提高了地方的環保意識和實踐了行動。5

除了民眾的水平,政府的「眼光」亦非常重要,例如香港要求巿民減廢的同時,卻滿街佈滿垃圾筒,這又如何幫助巿民建立良好的習慣?反觀台北,為了配合這方面的政策推行,街道上的垃圾筒多被收起來,迫使民眾減廢。

因此,固體廢物處理這個議題,一點也不簡單。但願香港能有一天,民眾的意識上、政府的施政配合上都能使這個城巿配稱國際都會。

1意大利就曾經因著無法處理垃圾而導致街道垃圾,影響居住環境最後需要軍隊清理和送往其他地方。
2台北差不多二十年前已著手處理固體廢物的問題,雖然當地仍有一些爭議,例如焚化設施太多,當垃圾量減低後造成垃圾不足,引致其他環境問題,但至少不是無方法空間處理。
3這些車子不是每天都到來收集垃圾,而且只有某些時段才會路經,收集時段以外,居民需要等待。
4最高的罰款可至新台幣15000元。
5從捷運站的上落扶手電梯排隊狀況、等候紅綠燈的表現,可見他們較香港民眾更守規矩,這可能也與他們的軍隊訓練有關。

程衞權老師
中聖書院


一個普普通通的八十後青年,深感被主呼召作生命事工,盼能以生命影響生命,故投身教育界。在大學學習期間有幸接觸哲學,領悟思考的方法,從而為教授通識教育打好了一個強健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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