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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08   |   梁偉傑老師

由一條線到和平發展的外交策略

在通識科課程中,其中一段是涉及國家的外交概況。相信同學在近期的新聞報道中,看到有關菲律賓撞船事件、日本扣留中國船員事件與及希拉莉訪問緬甸對東南亞局勢的影響,都明白到這是涉及國家的外交問題。在公開試迫在眉睫關頭,同學們可以怎樣重溫一下這個課題呢?

或者我們先以一個簡表作摡括描述:

1949年 建國初期的外交方針是一方面不承認國民黨時代所建立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就「一邊倒」靠攏社會主義國家陣營。
1949年至1950年 中蘇結盟。蘇聯隨後幾年向中國貸款多達三億美元,在不同領域上支援中國發展。
1953年 蘇聯領導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上台,中國「一邊倒」向社會主義陣營政策開始轉變。
1954年 中國積極拓展與亞洲、非洲國家的外交空間。總理兼外長周恩來在1954年,率領代表團參加由亞非國家發起的「萬隆會議」,與各國通過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的「亞非十項原則」。
至1955年初 先後與朝鮮、匈牙利、羅馬尼亞、越南等十二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建交。
1971年4月 美國乒乓代表團應邀訪華,成為建國後第一個訪問中國的美國代表團,歷史上稱為「乒乓外交」。同年7月,中美同時宣佈尼克遜即將到訪中國,揭開中國外交史新一頁。
1971年10月 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合法地位
1972年 - 1978年 中國自恢復聯合國合法地位後,毛澤東提出新的「一條線」外交策略,意思是建立包括美國在內的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於是在七十年代,出現了新一輪中國與西方或者親西方國家的建交潮;中國同時亦繼續團結與亞洲、非洲以及南美等第三世界國家。
1978年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當時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自此,「和平發展」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而策略是堅持對外開放,發展多邊外交,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創造和平互利的局面。
1980年 中國先後加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兩個負責發放發展貸款的重要國際機構,因而獲得多筆數億美元貸款,幫助國內經濟發展。
1991年 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與亞太地區經濟體展開多邊外交。
1996年 成為「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全面對話伙伴國,參與推動東南亞地區的繁榮與穩定。
2001年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促進全球的自由與公平貿易。
2009年 加入「20國集團」(G20),參與應對全球金融危機。
2011年 如今中國參與的國際組織超過一百個,多邊外交進入了全盛時期。

中國崛起是客觀的事實,但大國崛起後又會面對更多的問題。例如近年來的匯率、海權、領土、軍事、周邊關係、意識形態領域爭議等,均令中國困擾不已。中國與世界大國及周邊國家不斷產生摩擦,亦凸顯了國家外交面對著嚴峻的挑戰,也顯示了外部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擔憂,甚至敵意。在對待西藏、新疆、台灣、人權等問題上更經常產生糾紛。南中國海爭議、美越聯合海上演習、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日本民間反華情緒抬頭、延坪島炮擊帶來的頻繁且規模升級的軍演,以及諾貝爾和平獎揭曉引起新一輪對中國民主與人權的施壓等等,說明中國崛起遇到的外交挑戰與麻煩也大大增加了。與此同時,國內狹隘民族主義思潮也抬頭了。每出現一個涉外問題,民族主義思潮就上來,對正常外交產生干擾。而在外交應對上,受意識形態影響,常出現進退失據、十分被動的局面,尤其在處理與美國、朝鮮、非洲、中東等國關係上常陷於被動。外交工作上,國家有時顯得過於另類,適應不了大國崛起的挑戰,往往很難與國際社會達成共識。同時,應對的對策不足,方式也不夠靈活,缺少縱橫捭闔的大國氣度和韜略。

在國際層面上,一向奉行解決問題的手段首推是多邊主義,但世界多邊外交體系也處在危機中,也未能有效採取集體行動。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國際金融組織的改革,都變成維持舊秩序和建立新秩序之間的國際政治權力爭奪,而非全球治理的活動;世界貿易組織也無法遏制變本加厲和變換花樣的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多哈回合要成為發展的回合不過是一種政治呼籲;聯合國氣候治理的真正阻力是環境破壞的既得利益者。英國著名國際政治歷史學家E.H.卡爾把1919-1929的二十年看作是「二十年危機」。我們亦因此可以把過去的2001-2011看作是危機的十年。居安思危是中國人的一種自我檢討的心態。我們不能因為盲目而樂觀,更不能身處危機卻不感危機;也不可以即使感悟危機,也低估了危機的嚴重性、多重性和長期性;更不可以為維持既得權勢秩序,有意粉飾太平、扭曲真相。

縱觀歷史上大國外交的演變過程,一個國家的外交當局塑造該國的國家向心力的途徑之一,便是通過實施包括軍事途徑在內的僑民保護活動。有沒有意願和能力對在海外危難中的僑民實施救援,至少在民間,是區分大國與小國的標準之一。而這種民間印象,隨著“軟實力”概念的廣為接受,也變成了外交所需要考慮的內容之一。 無庸諱言,在應對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跨國和跨境民事和刑事犯罪領域,華人社會的存在增添了中國提高國內治理以及促進周邊國家社會的有序運轉的難度。在合作打擊跨境犯罪、提高司法協助的效率等方面,中國政府的行為,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在周邊國家的〝軟實力〞效果。但是在菲律賓撞船事件、日本扣留中國船員事件與及泰國邊境事件中,我們又可能對這〝軟實力〞有點保留。

中國由一邊倒外交政策至一條線外交策略,及到近年的和平發展策略,多次向世界宣示,中國始終不渝走地走向和平發展道路,展示在堅持自己和平發展的同時,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積極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繁榮的道理。這條路究竟行了多遠,我們仍是可以不停地留意的。


梁偉傑老師
漢華中學
M.Ed.(CUHK), M.Sc(HKU), M.A.(CUHK)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碩士,香港大學理科 (建築保育) 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歷史)碩士, 清華大學法律碩士;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2010 - 2011,2006–2007。

現任:教育局借調老師、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導師、教育局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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