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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2   |   周子恩老師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如何閱讀屬於所有香港人的本地歷史


暑假裡看過的一齣紀錄片《消失的檔案》
 

「我愛香港」一直以來是不少人掛在口邊的套語,問題是,那個「愛」到底有多深?又或者,那份感情,有多少是建基於對「香港」的客觀認知?又有多少只是源自對「香港」的主觀臆測或者幻想?儘管「愛」本來是發自內心,對某人、事物或地方一種難以名狀的特殊好感,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欠缺了對「被愛的東西」的正確認識,那份「愛/情」不只流於蒼白,更有可能因不實資訊帶來扭曲甚至錯誤的想法。

 

因此,下一條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是:如何準確地認識一個地方?愚以為,只有深入了解該地的歷史發展進程,我們才算真正的理解該地的政經文化風俗由來。亦只有細心而真誠地閱讀及反思該地的輝煌紀錄及暗黑故事,我們才可以進行全面多角度的思考與觀測。

 

可惜的是,基於政治、文化、民族性、生活習慣等種種原因,歷史書寫的過程不一定完全的客觀理性。為了隱惡揚善,或掩飾罪過,或抹黑別人,或美化自身,即使書寫歷史的人願意百分百求真,也往往會由於史料的客觀性帶來的問題,而影響了後世人對事實真相的掌握,更何況,所謂歷史角度往往只是史學家綜合部分見證人對當時當地的論述而已,更遑論當權者為保權位或面子,由上而下的用各種方式不同力度試圖改變歷史的真相。

 

由此路進,回應文首的問題,如果你仍選擇以「愛港者」自居,作為一個具思考能力的年輕人,我們必須要學會如何從不同的維度分析史料,甚至具備還原歷史碎片的能力。從長輩的口中、書本的記載、電視電影舞台劇的情節,甚至文獻檔案等資料,我們不難從不同的脈絡中找到一些端倪,但如果事件極具爭議,版本眾多,又或者事件極為敏感,有人有意隱瞞,結果就是市面上最流通的資料,只剩下當時人對事件的個人經歷及主觀感覺。

 

你以為上述情況只會在資訊不流通的封建時代或獨裁社會才出現?事實上,在我們熟悉的香港,亦不時出現同類現象。就以普遍論者都認為對香港本土社經發展影響深遠的六七暴動為例,適逢今年是事件五十周年,本應得到政府及社會各界高度重視。尤其過往幾年,由年輕人為主導以展示政治訴求為主軸的社會運動迭起,表達手法更曾有愈演愈烈之勢,與當年的情景大有異曲同工之處。然而,除了部分傳媒或一直有意為事件平反的個人及組織外,政府似乎未有主動就當年的事件進行反思及教育工作。這明顯和世界各國不時紀念及反省重大歷史事件的慣例有所不符。

 

更叫人不安的是,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的導演羅恩惠在拍攝期間,竟發現原本應該是政府檔案的文件及錄像記錄竟然大量「被消失」。於是,她趁著部分參與事件的當事人仍然在世的最後機會,趕緊拍攝他們就事件的回顧及反思。羅導演選擇撇開較易煽動觀眾的戲劇化手法,或以方便觀眾理解所謂事件始末的線性思維,直接剖析幾個重要人物的心路歷程,及一些重要事件的發生經過。從教育角度而言,該片未必是那種簡明扼要地用三言兩語講解便可指出重點主旨的老師常用教材,但卻為有志學習研究方法,尤其熱愛從事專題探究的同學,帶來一次具深度及有意義的學習體驗。至少,我們可以認識到導演如何從一頁文件(吳氏日記)或一段訪問交織出一個歷史事件脈絡的經歷,學會如何在紛亂的人事中整理出一個具參考價值的歷史個案分析。

 

或曰,歷史向來是由勝利者的視角出發,民間的所謂研究本質上只是聊備一格。對於這種說法,我卻不以為然。所謂鑒古知今,前人經歷的最大價值,在於讓我們明白歷史教訓,避免重蹈覆轍。歷史雖甚少簡單重複,卻是有跡可尋、有例可循。多元的歷史視角,除可避免由上而下的單一角度,更重要的是加強民間社會的參與度和認受性。亦只有尊重歷史考究及增加社會各界對歷史的閱讀理解能力,我們的社會才有改過遷善的自我修復能力。

 

延伸閱讀及照片來源:
《消失的檔案》網站

 


周子恩老師

港大中文系畢業,中大文化研究碩士,浸大青年輔導學碩士,早年專研本地電影及現代文化理論,曾從事編譯工作。業餘從事文字創作,與友人策劃網上電台節目「三師會」推動本土文化教育工作,作品見於<信報>、<經濟日報>及香港獨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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