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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05   |   韓孝榮

政權合法性的來源

 政治權力   血統   執政   君權   統治者   政治體系   一黨專政   人民授權   民意   民主   

韓孝榮 (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兩千多年前的中國農民起義領袖陳勝曾經問過一個自從有政府和國家以來,所有政治領袖們都必須回答的問題,那就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如果用通俗的話語來表述,他的問題是:為什麼你們這些人可以做王侯將相,而我們就不行?再換用近代政治學家的術語就是:你們這些位高權重的政治人物,如何向我們這些公民證明你們執政的合法性?如何證明你們手中政治權力的來源是正當和毋庸置疑的?

 

古往今來,那些實行傳統世襲制的社會中,王侯將相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非常果斷,甚至武斷:我們能夠成為王侯將相,而你們不能,就是因為我們是天生貴種,而你們不是。我們能夠成為王侯將相,是因為我們的父輩,以及父輩的父輩的父輩的……父輩,就是王侯將相,而你們只能是平民百姓,因為你們的祖先就是平民百姓。一句話,血統就是合法性的來源。

 

對於一些人來說,能證明王侯將相的父輩、祖輩,以及祖輩的祖輩就是王侯將相,就足以確認王侯將相們的執政合法性了,但對另一些人來說,這還不夠。他們還要問,你的祖輩的祖輩的祖輩的……祖輩,就是你家最早成為王侯將相的那個人,他的合法性又是怎麼來的?這個問題的最簡單的答案就是,與神靈或其它超自然力量拉關係。於是,中國的皇帝們自稱“天子”。世界不同地域的史書中同樣充斥著許許多多荒誕不經的,有關開國皇帝的靈異故事:日本的天皇自認是天照大神的子孫,古埃及的法老、古印度和歐洲中世紀的國王,以及伊斯蘭世界的哈里發和蘇丹們也都熱衷於用“君權神授”來證明自身權威的神聖不可侵犯。

 

在有些地方,能證明自己與神靈有特殊關係就足夠了,但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中國,與“天”的親密關係還不足以贏得和維持君主們的執政合法性。臣民們期待著統治者不只是得到上蒼護佑的“天子”,還是德行高上的“聖賢”。在中國傳統的天命觀中,失去德行的君主也會同時失去上天的眷顧和執政合法性,這就給中國古代無數造反英雄們提供了用天命理論來證明“造反有理”的機會。即使在只重神性而不太在意德行的那些社會中,造反派只要能夠證明自己所信奉的神靈比對手的神靈更“神”更 “靈”就常常可以實現執政合法性的轉移。 

 

到了近代,越來越多的人類開始意識到,就執政合法性而言,“神”或 “天”最終都是靠不住的,而神靈倒塌的結果是人民的崛起,至少在名義上是如此。近代的一系列革命之後,在世界各地逐漸形成了兩種新的政治體系,即以選舉定輸贏的多黨競爭體制和由少數人協商確定執政權的一黨專政體系。在這兩種新體制中,統治團體不再是由血統維繫著的家族,而是在信仰和利益之上建立起來的黨派,甚至當代一些實際上的世襲制,也不得不被包裝成黨派政治。朝鮮金家三代中的兒子和孫子、新加坡的李顯龍、中華民國的蔣經國以及中國大陸的紅二代們,可能都希望民眾相信,他們之所以應該和能夠掌權,主要不是因為他們的血統,而是因為他們是父輩黨派信仰的忠實繼承人。這兩種新體制的另一個共同點就是執政者都聲稱他們是代表人民執政的,認為他們執政合法性的來源是民意,而非血統或神靈。

 

顯然,人們容易相信通過選舉取得政權的黨派,比通過武力或少數人協商獲得執政權的黨派,具有更強的合法性,因為前者所贏得的選票就是人民授權的直接證明。但就政權的民意基礎而言,這兩種政體之間的差別可能只是相對的而非絶對的:因為民主政體中也常常含有不民主的成分。例如,有些民主國家的國民素質,可能還未達到讓大多數公民都能夠圓滿行使民主權利的水平;有些國家的民主體制甚至可以為獨裁專制提供理由和機會——德國的希特勒、緬甸的奈溫和菲律賓的馬科斯就是很好的例子。選民們常常會被候選人的外表、性別、出身,以及花錢買來的廣告所左右,而不能做出清醒的判斷;黨派或候選人有時會刻意欺騙民眾、誤導民意——候選人當選後違背競選承諾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國民主黨的詹森總統利用編造的北部灣事件發動越南戰爭,共和黨的小布殊總統則利用杜撰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發動伊拉克戰爭,就是政客們成功誤導民意的經典實例。由於選民和當選人都公認多數選票就等於執政合法性,當選人自就職之日起,就對自己的執政合法性深信不疑,而這種自信有時導致他們漠視民意。我們可以這樣來描述他們這種態度:「你們既然選了我,就是給了我在一定時間內和在法定權限內替你們做決斷的權力。只要我不違反法律,就不必再對你們的說三道四太過在意。」他們深知,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每天舉行一次選舉,而只能四、五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舉行一次,因此偶爾的違背民意並不至於讓他們馬上喪失執政權。

 

反過來,一黨專政的體系中也可能包含著一些民主成分。首先,這些專制的黨派或是人物之所以能夠取得政權,常常是因為他們至少在一定時間内享有民意支持,雖然這種支持並沒有用選票體現出來。中華民國能夠取代大清,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在中國大陸取代中華民國,雖然沒有經過一人一票的選舉,但民意的轉變無疑是政權更替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我們必須承認,並非所有專制人物都時時處處只想著與民眾作對,否則就無法理解為什麼一些公認的獨裁人物,如韓國的朴正熙、中國的蔣經國,以及一些共產黨領袖們,在身故後還常常被民眾懷念。

 

在一個不存在公開和公平的選舉,領導人僅由個別人或少數人指定的體制中,當權者們深知,他們不可能在上任之前通過選舉贏得執政合法性,而只能在上任之後通過他們的政策和行為爭取民意和合法性。當這些人從眾多候選人中脫穎而出並擔當大任的時候,他們應該禁不住會想:「為什麼是我,而不是別人?」而他們的競爭對手和平民百姓們也禁不住要問:「為什麼是他,而不是我或別人?」這些幸運兒們在面對這類質疑的時候,也不能不感到沉重的壓力。他們必須在上任之後千方百計地向所有人證明,選擇他們並沒有錯,他們的執政權是合法的,而他們贏得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向民眾證明他們是親民和愛民的,是尊重民意的。

 

如果說選舉制度下,執政者對於其政權的合法性過度自信有可能衍生獨斷專行的話,那麼一黨專政體系中執政者對於其合法性的不夠自信,卻有可能促使他們去迎合民意。假如民意是衡量執政合法性的唯一標準的話,那麼一個民主選舉的政權可能會在執政後,因為違反民意的政策而失去民心和合法性,而一個並非民選的政權也有可能因為順應民意而逐漸贏得民心和合法性。只是健全的民主政體相對於一黨專政體系,確有一點優越性,那就是:它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制約,以至替換一個喪失了民意支持和合法性的黨派或政治人物。


學者文稿

「學者文稿」特邀多位大學學者出任嘉賓作者,就政治、經濟、宗教、環保、傳媒文化、社會現象、勞工福利、國際關係等主題撰文,逢星期一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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